作家白先勇还记得9岁那年他初次到南京路时的情形。在《上海童年》中,他回忆道,“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聚集在一个城里。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——永安、先施、新新、大新,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对峙,高楼大厦密集的地方会提升人的情绪,逛四大公司,是我在上海童年时代的一段兴奋经验。永安公司里一层又一层的百货商场,琳琅满目,色彩缤纷,好像都在闪闪发亮。那是个魔术般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的童话世界……” 白先勇见到的是上世纪40年代末的南京路,而在此前的二十年间,上海的先施(1917)、永安(1918)、新新(1926)、大新百货公司(1936)就已经相继开张,它们不仅将南京路变成了上海的“百货公司路”,让传统店铺诸如澡堂、旅馆、日用品商店等默默退出;也以争奇斗艳般的手段,在橱窗里撒起雪花,让美女现场制作香皂——“逛马路”这件事已经充满着趣味。 三大公司时期的南京路 研究百货公司的学者菊池敏夫认为,百货公司从兴起到运营,目标群体都是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。那么,在这幅上海百货奇观里,中产阶级以下的人群扮演的是什么角色?或者说,如果人们买不起百货公司的商品,他们还会去逛街吗?针对这一问题,在最近出版的《打造消费天堂: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》一书里,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连玲玲提出,百货公司的确鼓励了更多顾客进入消费市场,这也使得不同阶层的消费欲望会互相渗透,显得并不那么“阶级分明”。而美国历史学家卢汉超在《霓虹灯外: 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》里这么写道,上海的里弄居民——他们主要由公司职员和工人构成,并不需要置身于南京路上,只在家门口,就可以满足衣食住行。 这似乎是由霓虹灯分割开来的这座大都市的两面:百货商场免费对所有人开放,邀请更多人想象更高级的消费,而里弄居民其实仍旧足不出户并怡然自得。 大新百货公司的橱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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